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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5日上午，德国总理朔尔茨抵达上海。按照行程计划，他在上海会见外贸商会代表，与同济大学学生举行讨论会，并参观德国企业科思创（Covestro）的创新中心。

在不到一年半内，两次带领商务团访华，朔尔茨此行传递出何种信号？

在接受第一财经记者专访时，同济大学德国研究中心主任郑春荣表示朔尔茨的再次访华意义不凡。

他表示，一方面，朔尔茨和德国需要平衡好同美国之间，以及和中国之间的关系；另一方面，德国经济正面临挑战，而中国对德国经贸发展异常重要，在德国国内经济增长放缓的情况下，保持与中国的合作显得尤为关键。

“朔尔茨此次访华不仅面临着外部压力，也面对着执政联盟内部的对华政策分歧。朔尔茨的再次来访意在释放减压信号，展示德国在对华关系上‘务实派’的交往方式。”郑春荣说。

郑春荣表示：“这意味着，尽管德国内部存在不同声音，但朔尔茨的态度是反复强调‘不脱钩’，不无限泛化或扩大风险范围，而是要将风险控制在一定范围内。”

一年半内两次携商务团访华

第一财经：朔尔茨此次访华也有商业代表团随行，据报道，成员包括梅赛德斯-奔驰、宝马集团、西门子和默克等首席执行官。你对此次访问有何期待？

郑春荣：此次朔尔茨访华之际，德国众多知名企业高管积极报名，希望作为商业代表团伴随总理参访。这些企业都与中国保持着紧密的合作关系，在中国市场扎根多年，看好中国市场的发展潜力，同时对我国未来进一步开放有期待。

他们的踊跃参与释放了一种信号，即这些企业仍旧选择深化与中国的合作关系，而不是如同其他一些西方政要倡导的那样，与中国保持距离，或寻求其他投资目的地。

这次参访更多体现了德国企业对于加强与中国合作的坚定意愿，以及对中国进一步改善营商环境和扩大开放的积极期待。

第一财经：随着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上移，这是否意味着中德经济的竞争性增强？

郑春荣：经贸关系是中德关系的压舱石。中德两国在经贸和投资领域深度融合，合作共赢，形成一种利益的“互嵌”，这是双方关系稳定的基石。

这种压舱石关系没有改变。目前，中国已连续八年成为德国的最大贸易伙伴，中德贸易的总体份额依然庞大，且德国在中国进出口中占据了欧盟的最大份额。这些数据清楚地表明了中德经贸关系的重要性。

尽管中国的产业升级可能加剧了与德国在某些领域的竞争，但这并不意味着双方的互补性消失。实际上，中德之间在经贸产业上仍具有明显的互补性，例如中国提供中间产品和原材料，而德国提供先进的深加工技术。

虽然竞争元素在增加，但我们需要从动态的视角审视这一变化，而不能用零和思维对待。在保持双边关系的互补性的同时，我们也应探索如何实现良性竞争，并开拓新领域的合作机会，如新能源、绿色金融和绿色经济等。中德也可以在第三方市场共同开发新项目，从而进一步增强中德关系的互补性。

面对新能源，德国车企选择良性竞争

第一财经：欧盟对华电动汽车发起反补贴调查，而汽车作为德国的支柱产业，一些德国汽车生产商并不认同这一决定。该怎么看中德汽车业的产业链供应链合作？

郑春荣：汽车业是德国经济的支柱产业之一，对其就业和出口具有重要意义。长期以来，德国汽车产业的发展基础和重心集中在燃油车领域。近年来，全球电动车技术不断发展，市场份额持续扩大，但德国在电动车研发和市场占有方面相对滞后，形成了对既有技术路径的依赖，影响了其在新能源汽车领域的竞争力。

中国则选择了通过新能源汽车制造来实现技术和市场的超车，并取得显著成功。德国汽车产业意识到这一点，因此感到焦虑，但其应对方式与法国不同。目前，法国正推动欧盟发动对华电动汽车的反补贴调查，德国没有跟进。

一方面，德国考虑了其车企在中国市场的巨大利益份额，担心此举可能引发中国的反制措施，从而对德国汽车企业造成重大损失。另一方面，德国汽车产业的一部分经济界的代表主张，面对电动车技术的领先者，不应通过贸易壁垒和保护主义措施来竞争，而是应通过加强研发和投资，通过市场机制进行良性竞争。

总体来讲，中国在将概念车转化为量产车上需要的时间周期较短。面对来自中国的竞争，德国汽车产业正努力提升自身能力，尤其是加快电动车研发速度，并降低成本。因此，一方面，德国要保住原有车企的份额，尤其是在中国市场的份额。另一方面，德国也需要与中国新能源领域的企业，如电池制造商进行合作。通过这种新型合作方式，德国希望降低成本，增强自己在中国市场和国际电动车市场的竞争力。

第一财经：从寻找新赛道来说，中德经贸合作的新增长点覆盖哪些领域？

郑春荣：中德经贸合作的新增长点主要集中在绿色转型，尤其是新能源领域，如风能和海上发电等。德国相关技术已相当成熟，双方在此有较大的合作潜力。

然而，德国在推动绿色转型的过程中也面临着一些内部挑战，特别是在资金投入方面。最近，联邦宪法法院的裁决限制了原本用于疫情的基金转用于绿色与气候转型基金，这使得德国在资金方面感到压力。

因此，德国可能对中国的绿地投资有较高需求。但与此同时，德国内部对于外来投资有所顾虑。一些人士认为需要对来自中国的投资进行仔细分析和管控。换言之，德国需要来自中国的投资以支持其绿色转型，但也想确保这些投资符合国家安全和政策目标。这种情况下，德国需求与内部阻力之间的平衡成为关键。

总的来说，如何在德国对中国投资的需求与必要的安全管控之间找到平衡点，是双方未来合作中需共同努力解决的问题。

此次随朔尔茨访华的德国大企业也都在加大对中国的投资，他们采取的风险规避策略与德国政界的去风险政策不同。尽管政界人士倾向于看衰中国经济并主张多元化投资，但德国企业基于在中国市场获得的实际利益以及感受到的营商环境改善，更看好中国市场的前景。在做出风险评估后，他们选择增加对中国投资。

希望德国政界能务实看待中国的投资，而不是简单地将许多领域划入安全风险管控之下。中国企业愿意投资，但德国对某些投资的限制实际上也制约了双方合作的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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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迪凡

高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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